当今的中国。每个雕塑家似乎都戴有着两套面具。一个面具是面对市场与经济指标的；另一个是面对着自己的艺术追求的。这对于雕塑家来说既是无奈的，又是有着推卸不掉的责任的。有违于自身认识中的心理负担的平衡。
    两重面具的始作俑者即是“城雕”。中国的城雕狂澜，席卷起多少欲望的诱惑！它以“活儿”的名义向每一个以雕塑技能为生的雕塑家发出了“第一份”竞争邀请。当一个雕塑从业者尚处于学生身份时，这种邀请即以零敲碎打的方式不期而至。当这些人不断地一批接一批地成长起来后，那些“活儿”也随之渐渐庞大起来。于此，另一种“邀请”也在伸手召唤：具有探索性的、个性的、风格的、当代的，属于学术活动类的展览、大赛等等，也在迫使（或者说是“责令”）雕塑家在还原本应就具备的面具。
    于是，雕塑家就开始戴上了两套迥然相异的面具。两套面具的交叉并行，就锁定了中国当代雕塑教学的基本点——写实基本功，否则可能连一个面具都戴不好。这关乎到未来的生存。
    本文的目的，不是讨论两种面具之于教学的因果关系。而是设问：两种面具在雕塑家身上要戴多久？
    当今的大多数雕塑家都有“两本账”。一本是记录着自己所做的、但永远羞于示人的东西；一本是能够最终放入自己“成就”名单中或是个展中的东西。但能够将“两本账”或两重面具合而为一的雕塑家在中国终究是不多的。
    那么，究竟是谁迫使绝大多数雕塑家要用两种面具生存呢？首先是社会，是掌控城市建设的人与能够以大宗团购的方式一次性地买入雕塑的人。其次是雕塑家自己。
    社会的巨大需求本来是一件好事，她原本也就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大好事；她原本就以为这样花了巨资的东西是可以百年大计的、是艺术的、是可以名垂青史的，但结果却不是。
    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但数十年来这样的作品却一直都在产生。在这种“产生”中，雕塑家扮演了重要角色：迎合需要并适当地、尽量地坚持住一点点“作品”的底线（当然有连作品底线也守不住的人）。能够持守住这一点应该说还是相当不容易的。在最具经济性指标的面具中，城雕作品多数是被认定为项目的工程，是高度体现建设方意图与意志的产物。在雕塑家坚持艺术理念与建设方坚持“代表什么什么”理念之间的碰撞中，双方都是痛苦的。
    更多的时候，许多雕塑家围绕着一个标语口号式的命题进行图解式的“创作”，创作的结果之于建设者往往形成建设方最高话语权者的意见为仲裁结果的局面。这为雕塑家谋求“成功”留下了巨大空间。除了经济目标不被放弃，很多更艺术、更作品的东西往往是守不住的。于是，有时候，建设方是有理由认为，城市雕塑是由本地最高领导决定的、什么样的造型都有可能成立的东西。所以，这为无数的刚愎自用的各层次的建设单位的仲裁者，以及无数的中间人留下了无数种可能性的空间。尽管这种情形也在缓慢地改变，例如召集一些专家组成委员会进行评审，至少表面上是符合程序的，但评审程序之后，结果往往仍会是另样的。长期以来，雕塑家们几乎每人都曾趋之若鹜地付出过极大的、数以百计的“方案”代价，但结果却不是很渺茫就是被改造了许多内容而“选中”的。这使人意识到建设单位眼中的雕塑家在本质上与整天围着他们转的那些小包工头们是一样的，不过是来揽活的而已。（只有在最高话语权人授意前提下，手下人才不致于太放肆）。
   “双重面具”的社会现实大抵如此。
    在社会进步的作用下，也逐渐改变了雕塑家们一直被动参与的方式，已有越来越多的雕塑家被建设单位邀请共同策划、设计预想中的项目或是大展、大赛之类的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雕塑家们正在逐步获得局部的或是大部分的话语权。这是一大进步！但根本性的制约，如投入规模、建设地点、风格样式等，还是有着相当多的预设前提的。
    这个时候，雕塑家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参与者的社会责任感与艺术良知将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当然不要指望能够百分之百地体现雕塑家的意志……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将专业规则与建设预期有效结合，几乎是一种考验。
    在不少时候，雕塑家或是景观设计者，则成为了建设方的共谋者。尽管绝大多数的“设计者”是能够立足于本人的或是意念相近的若干人的艺术判断力而进行策划的，但也有极少数人出于非艺术的因素与目的，明知不可为却力为之，明明不知如何为，却怂勇其如何为！雕塑家或设计师明知其（建设投资方）立项的想法愚蠢又可笑，但却为了从“项目”中获利，也为愚蠢的项目献计献策，从而使愚蠢者更愚蠢，可笑者更可笑！
    陕西法门寺以出土佛指骨与大批唐代宫廷礼佛法器而闻名天下。为了展陈这批文物，本已于 20年前在寺庙之西建有博物馆，但据说，随着年节期间礼佛人数的剧增，现已开工要在法门寺之西修建一座能一次容纳10万人的礼佛广场。省、市、县、乡各级话语权拥有者积极“攒活儿”，请了台湾的某“设计大师”主创。此广场占地数千亩，仅通往广场的“礼佛大道”即有1500米长，而广场中央要建一座高148米的菱形中空的“佛骨塔”(号称合十礼佛塔 )，就要在那个巨大的中空处去安放那节不足 4寸长的佛指骨，况且是在数十米高的半空中。在大道两边则要新建经幢与罗汉石雕各 500尊……，这个荒唐的“创意”将会使真正的法门寺在未来沦为大道旁边的一个摆设。法门寺犹如一双头部连着一只碟子（新广场）的筷子(180米宽大道 )旁边遗落的一颗蚕豆。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巨大的建设群体中清一色的是欧风列柱所构成的建筑群，丝毫看不出这座绵延一公里的建筑与“大唐礼佛”之间有任何关系。
    在关于这个方案的论证会上，台湾大师侃侃而谈，有关领导殷切其成，各路专家学者、大师目瞪口呆却唯唯称善。
    这应算是一起典型的由愚蠢的政府官员、奸诈的设计大师、各怀鬼胎的专家学者所共谋的一件愚蠢透顶的案例了。它的背后，则是数以十亿计的利益。征地的、立项的、挖土的，建筑的、盖房的、搞景观的、搞灯光的、供石材的、搞雕塑的、搞铸铜的、搞石刻的等等，早已无人顾及它的荒诞不经而争先恐后了。
    这个项目中，雕塑家跻身其中者当也不少，为了其中的骑象菩萨、五百罗汉等等，都在力争。它首先迫使了雕塑家按要求戴起了揽活儿的面具。当今的这些雕塑家能做出高质量、高水准的菩萨、罗汉像吗，能够超过千百年间散落于各地的魏晋隋唐以来各时代内容相同的作品吗？肯定不行！其结果不过是以当代雕塑家的身份为福建们与曲阳们的石刻工人揽到一笔生意而已。我认为，这样的东西就是雕塑家事后不愿再提、更不愿将其收入个人作品集中的东西。
    双重面具之于当代雕塑家的确是一个需要着力扮演的角色，雕塑家与设计师们在这种利润巨大的工程诱惑面前，无人去拒斥其立项与实施的荒诞性，而明知其荒诞却奋不顾身地去帮忙制造这种荒诞，这是一种堕落！    其实，类似的例子远不止于法门寺，在全国各地的各级城市中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大大小小的雕塑家也都身影闪现其中。
    问题说到此，利益与学术追求的分裂已将雕塑家深深地扭曲了。一边是生存、富裕、奢侈的愿望，一边是挣扎在内心深处的对学术质量的累积与名誉的渴望。二者交织竟将些许雕塑家变成了能够分别应对不同雇主的多面手。虽然其背后原因极其复杂，早已溢出了雕塑家自身所能够坚持的原则，例如：甲方是外行，并不懂得一件东西做到什么程度才是它应该达到的程度；由于各种关系的作用所导致的对质量拙劣的放纵等等，都是导致在客观上区隔了学术面具与项目面具的原因。
    有良知的雕塑家不能因为对方不懂而去糊弄人家！这样做就等于是流氓！所以，我认为，我们要力求将两种面具合而为一，将每一次的项目也作为一次能够安妥良知的创作来对待。这样的主张也许是过于理想化，但显然每个雕塑家都应检讨一下自己曾经戴过的不同面具。
    当然，当今仍有不少雕塑家是坚持戴一套面具：学术面具的。坚持自己的主张与风格，坚持自己的理念与学术追求，从而去回避与“建设”有关的项目，但却并不与市场相隔绝。这其中有两种原因在起作用。一种是这类雕塑家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学术定位与个性追求；另一种是压根就无缘去接触到“项目”而不得已地被逼入表现自我的拼打之中，这都成就了
他们的立场、面貌和影响。
    总之，戴两套面具是令人无奈的。我们希望社会的需求能够更多地使雕塑家展示出更纯粹的面具形象来。尽管这种预期还相当遥远。但关键还是在雕塑家自身，而不在于这个半懂不懂的社会。

   （陈云岗：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