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生活No20》 陈文令

2《优质煤》

《你的身体》 向京

《幸福生活No19》 陈文令

《I am sorr》、《剥了皮的猪》、《剥了皮的羊》 曹晖

    “指鹿为马”这个成语来自妇孺皆知的历史故事。秦二世时的权臣赵高为宣示他的权威当着满朝文武指鹿为马，朝中竟无一人敢于直面真理。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这就叫做话语权。在今天的艺术系统中，这个话语权主要表现在对艺术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的评定上。艺术作品的意义是一个权力话语系统所给予的，观众的解读永远是无力的。所以，“指鹿为马”这种荒诞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并且非常有效。人人都知道，艺术家不应当成为权力话语的工具，但是，艺术的权力系统（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市场体制的）可以让艺术家甘愿沦为话语的工具。“甘当工具”是很具体的，那就是要制作那些符合这个话语系统的样式、风格题材的作品。
    广慈、向京、曹晖和陈文令的雕塑作品展即将在“三尚空间”举办。他们让我给这个展览起个名，我看了他们的作品后，忽然想到了“指鹿为马”这个成语故事。因为，我发现，他们的作品都和双面身份有关。动物和人，女性和男性，人和自然等等在他们的作品中都被表现为一对身份悖论，也就是“指鹿为马”。
   “指鹿为马”完全可以停留在语意层次上，作为一种游戏方式去处理表现，在语言学上就是颠倒能指和所指关系的游戏。就象这些雕塑作品的双面性。比如，向京塑造了女人体，用“你的身体”做题目。显然，不用说，人们都知道这是女人体。但是，正是这个女性的“你”在性别上出现了问题。“你”是一个所指，在向京的作品中于是出现了一个悖论：到底是“属于男性的女人体”，还是“女性自己的身体”？显然，向京的雕塑语言强化了这个隐喻和悖论。曹晖给猩猩穿上衣服，让他具有“人性”。给活的动物“扒皮”，让它具有死物的“标本”性。不论这个悖论是否具有现实性，至少他表现了人可以随意“指鹿为马”的优越地位。
    英文里有一个专门的名词“ambiguity”去指这种语义的悖论和矛盾的多义性。这是后现代主义的惯用手法之一。在今天的中国，后现代主义风行的时候，难得的不是运用这种“ambiguity”的模式，因为大凡头脑有点灵活性的中国人都能领会这种玩世不恭的时尚威力。重要的是，能够把这种解构凝固在严肃的批判的层次上，换句话说，调侃和玩世不恭如果只是一种姿态或者表情本身，那它就仅仅是玩世不恭本身而已，它没有让观者进入理性思考层次的力量。所以，在表情的玩世不恭和哲学批判的玩世不恭之间有一个“界”，真正的解构艺术家的工作就是要去发现和表现这个“界”。如果，艺术家把怪诞和反讽放到表情的玩世不恭一边，那么他在当下只是一种媚俗生产，而不是严肃批判。通常，媚俗和批判只差半步。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标准去判断这几位艺术家的雕塑作品在这个“界”上的清晰度或者暧昧性。
    此外，“指鹿为马”还有另一个层次的意义，那就是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指鹿为马”。在市场和时尚话语主导的今天，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塑，已经很难做到纯粹的、架上的、个人表现主义的载体，而雕塑的功能比架上绘画又显得更加复杂，它和作品为谁制作和放到哪里的意图和功能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雕塑的生产性特点。这个生产特点也很容易造成作品的意义和生产目的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一种权力话语方面的“指鹿为马”。所以，这又让我想到，这几位艺术家的作品是否具有再现这种生产关系的意味？或者它们本身就在这种生产关系之中？也就是说是对“指鹿为马”的再现的再现？
    这个展览的几位艺术家比隋建国、展望等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雕塑家更为年轻。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区别？显然，向京等近年活跃的几位雕塑家（还有四川的李占洋）的创作，似乎具有“回到雕塑本体”的趋势，避免更多地融入装置和观念艺术的成分。此外，因为雕塑本身的“造像”特点，这些艺术家似乎都对“身份性”悖论（或者模糊性）感兴趣。相反，对雕塑的“装置性”和“观念”改造工程（比如展望和隋建国的一些作品）不感兴趣。造成这种“身份造像”的趋势的原因不应当直接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去解释，比如有人会从都市主义、全球化和物质至上等社会学角度去谈。可是，直接颠覆了这种社会学讨论的就是现象本身：因为这些都市、全球化题材早在1990 年代就已经出现，并且被很多艺术家（包括展望、隋建国、姜杰、于凡等早一些的艺术家，也包括象李占洋这样的更年轻一些的艺术家）表现过。换言之，这不是“题材”和“内容”的区别问题。它是艺术家观察环境（艺术表现环境和社会生产环境两方面）的角度的变化所导致的。它一方面是对“符号”身份和“反映”身份的不相信，另一方面对所谓扩大雕塑的本体和外延的可能性不相信。一切来自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当然，这个观察有没有，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创造性—— 特别是原创性（一种综合传统和当代的原创性）——还有待研究。我们可以具体地，从作品的表现方法和批判性到位等方面去分析讨论。比如，我们可以质询，这几位雕塑家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中国艺术市场上流行的“符号”、“挪用”和生产复制的时尚？甚至具有对这种时尚的批判性？它们的美学性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本土和人类的形而上共性？中国当代雕塑，乃至其它门类的创作所面临的当务之急是摆脱庸俗社会学的“意义增值”的陈词滥调，摆脱所谓社会学“代沟”说（70代、70 后、80 代……）的魔咒，进入语言本身—— 对陈旧语言的批判的语言的研究。
    希望这里的几位艺术家能够进一步给观众提供丰富、具体的这种语言批评的作品。
   （高名潞：美术评论家、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