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的三种传播方式
    电影《手机》发行以后，什么“审美疲劳”呀，“做人要厚道”呀，以及还有一段著名的对白一时间成为酒桌上的新宠，传播速度之快，决不亚于“SARS”病毒。
    当电影《手机》稳获2003年票房冠军的时候，我的一位雕塑家朋友则倍感郁闷。早在几年以前，她就开始收集有关手机的创作素材了，2001年，她名为《对话》的作品，一个几米长的石头手机就已经竖立在北京玉泉国际雕塑公园里了。做了《对话》，接着做《发烧》，一批七弯八扭的手机残骸。这些残骸使我们想起鲍德里亚的话：世界已经毁掉了自身。它解构了它所有的一切，剩下的全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人们所能做的只是玩弄这些碎片。《发烧》以后，是《净化与建构》，这次，她别出心裁，把手机的形态稍做变形，做成了布面和竹子的沙发，真的是可躺可卧，她甚至打算进行批量的产品开发。这位雕塑家的失落在于，尽管她的作品深刻而完整，但它所代表的永久性和强调深度的创作模式被以电子传播为基础的大众消费时代所消解。
    我们还记得，前两年，讲“段子”曾经是各种饭局，乃至各种聚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调剂品，今天“段子”已经偃旗息鼓，曾经一度辉煌的“段子”被手机短信加上网络一举击败。它们以一种高速有效的传播方式，把“段子”加速、放大，最后导致“段子”的“内爆”，那些口口相传，促膝交流的笑料因此失去了悬念。如果雕塑相当于传统“段子”，那么影视就相当于短信。
    在雕塑“手机”和电影“手机”之间，还有一个小说《手机》。电影再牛，也是对小说的改编。不过，没有电影，先出现的小说也没有今天的反响。雕塑、小说、电影代表了文化的三种传播方式：雕塑是一种口头传播时代的文化，它的欣赏必须是现场的；小说是印刷传播时代的文化，它的欣赏是间接的；影视是电子传播时代的文化，它虚拟一个比真实还要“真实”的现场，而且内容更全面，传播更有效率。
    我是这么安慰这位雕塑家朋友的，尽管你玩不过电影，但是，消费文化来得快，去得也快，你像电影《手机》，说上个十天半月的，“能不产生审美疲劳吗”？就跟“SARS”似的，闹腾一阵就过去了，而你的雕塑还立在北京呢！
    陈逸飞之死
    陈逸飞活着的时候，艺术圈里有许多人并不认可他。
    说起陈逸飞，那些人的感觉总有点怪怪的。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他的名声让人感到不安；另一方面则可能是不服气，为什么是他？
    不服不行。陈逸飞总是能准确地踩着时代的步点和节奏，每一步都是那么到位，那么合拍。就像那些手握横杆，在半空中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在观众看来，每一步都让人心悬在喉，可是那些演员总能从容地走过。要说有什么本事，那就是每一步都恰到好处。
    陈逸飞是一个时尚的艺术家。他总是能在个人和社会的审美趣味之间找到非常恰当的对应点。他决不会意气用事地去当什么前卫和先锋，而是本能地与它们保持距离；当然他也不会失于守旧和庸俗，他总是以他的优美、精致、崇洋和怀旧领先于普罗大众的趣味，成为他们仰慕的目标。相对于激进派，他是稳健的；相对于保守派，他是时尚的；所以他总是潮流中的现在进行时。
    “文革”的时候，陈逸飞画《红旗颂》、《黄河颂》、《占领总统府》；改革开放了，他先知先觉地于1980年就飞赴美国留学，然后画水乡风景、音乐人物、古典仕女，还有西藏。他总是知道现在潮流需要什么，他应该拿出什么。
    至于他后来涉足影坛，办杂志，办服装公司、广告公司、模特公司、环境艺术公司直到买地盖别墅，没有一样不是时尚的。当大家今天才明白过来，嚷嚷着要搞文化产业的时候，人家陈逸飞早就应该是大陆艺术圈里做文化产业的教父级人物了。
    在艺术圈里，有些人也许比他更有创造性；从艺术史的角度看，有些人也许比他更有价值；然而在社会人们的心目中，只有陈逸飞才称得上是顶极的艺术家。为什么？因为他成功了。什么叫成功？就是他的作品可以创造一个拍卖记录。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一些价值的问题，譬如艺术优劣的问题，争来争去总是争不出结果的时候，最立竿见影的，莫过于把它们量化为金钱的数目。这种做法让人气馁，但是你能想出什么更好的衡量标准呢？
    这一切都过去了。世上已无陈逸飞。
    陈逸飞的死震撼了人们。有一个上海的朋友说，他一天接到一百多个电话，都是告诉他，陈逸飞死了，然后惋惜一番。我也是从朋友的手机短信中知道这个消息的。令我惊讶的是，这个消息为什么传播这么广，速度这么快。
    只有当陈逸飞死讯传来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不管有多少人不服气，如何说他唯美、商业，人们还是在意他的。他的死证明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况且，他为人平和，从来就没有试图去伤害谁，他只不过像一头不革命的老黄牛，永不疲倦地耕自家的地。
    陈逸飞用他的死最终抹去了人们过去对他的种种微妙的对立情绪。他一了百了，放弃了曾经拥有过的一切，像一个战士那样，光荣地战死在了沙场上，什么也没带走。正因为此，他最终与所有人握手言和。
    那几天，几乎艺术圈所有人见面都要因为陈逸飞而唏嘘一番，然后联系每个人具体实际相互告诫：你也要注意呀！好自为之呀！还是悠着点好，不要太拼命呀！总之，陈逸飞之死极大地促成了大家形成这样的共识：应该珍惜生命。
    这应该是陈逸飞对艺术最后的贡献。
    陈丹青的困境
    陈丹青辞职的消息是在他的文集《退步集》中披露出来的。至于他目前，尽管心已在江湖之远，身仍在清华美院，拿的也还是教授的俸禄。尽管学院聘书上明明写的就是5年，然而并不是他想走就能走的，手头的研究生没有毕业，所以还得呆两年。
    你看出了体制的弊端，不想跟这个体制玩了，可以，但是体制的游戏需要你继续参与，因为你的学生需要体制下的毕业证，他们需要饭碗。所以，你要是个有良知的教师，就不能一走了之；你还得继续参与维护这个体制，起码要等到你的学生拿到毕业证为止。所以，不光是体制在钳制你，职业道德也在钳制你。
    如果仔细想一想，陈丹青其实陷入了一个困境，这个困境决不是像“玩，还是不玩”那么简单。
    陈丹青对于现行艺术教育体制的批判，真是刀刀见血。相信大家都会异口同声地说：陈教授说得对，这的确是一个人人都生气，问题很严重的教育体制。接下来的问题是，陈丹青没法开出一个根治的良方，而且，他的批判武器，基本上还是冷兵器时代的那些老家伙什。
    比如艺术教育的标准化问题，这是陈丹青选择不玩了的三大理由之一。陈丹青的武器是古老的感觉论，他认为现行艺术教育体制的根本问题就是扼杀了学生的艺术感觉。的确，这是一个永远正确的判断。问题是，任何体制都是与个人感觉的一种对立。从根本上说，办美术学院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文人画那个时代多么好啊！那些文人画家不必拿画画当饭碗。做官的做官，读书的读书；没有参加过美术考试，也没有读过什么“国画系”；最多不过是“逸笔草草，聊以自娱”而已，但他们的成就不仅比同时代那些参加过考试的院体画家大得多，也比现在那些科班出身的国画大师们高得多！
    一个学生只要进了美术学院，他就得接受标准。一旦接受标准，感觉的扼杀就开始了。试想，每个学生学习美术之前，都是一双双有个性的眼睛；可是学校楞要用一套教材去教他，用一套素描方法、色彩理论去规范它，去给他判分，其结果是把一双双有个性的眼睛，变成了一双双标准化的眼睛，这不是扼杀学生的艺术感觉是什么？
    所以，陈丹青讲的那些，听起来惊世骇俗，实际上是在说人类一个永恒的难题。个人性与社会化、感觉与逻辑，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恐怕远远不止于表现在艺术教育方面。
    陈丹青还只是停留在技术的层面上看艺术。就算美术学院不考外语、政治，那也是有问题的。就专业而言，考什么，怎么考，甚至能不能考，都存在问题。艺术感觉这玩意玄得很，没法量化，甚至也没法教。所以，迁怒于外语、政治还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现代社会从本质上讲，是一个越来越标准化、规范化的社会。机器工业时代就不说了，在数字化时代，看起来可以天马行空，其实在骨子里标准性更强。前几天，据说全国大多数网站，因为故障，同时停顿了几个小时，这件事让人警醒，原来网络一旦局限起来，更让人束手无策。
    陈丹青即使真的不做教师了，在他做自由艺术家的时候，他的困境仍然会伴随着他，在那个时候，陈丹青可能会惊呼：为什么有感觉的好画卖不出一个好价钱呢！
    不雕
    电影《孔雀》有一个被人诟病的结尾，也是一个十分雕琢的结尾。电影快结束的时候，导演终于憋不住了，组织剧中几兄妹有秩序、分批地到动物园看孔雀开屏。导演是好心，害怕观众看完了还不懂电影的主题是什么，为什么要叫《孔雀》这个名字。
    《青红》和《孔雀》基本上是一个路子，都是怀旧、写实的那一种。比较起来，《孔雀》要诗意一些，诙谐一些；《青红》则要严酷一些，冷峻一些。《青红》的结尾是让青红一家在离开山区的那个早晨与押在囚车上准备执行死刑的小青工不期而遇。最后电影以群山万壑的画面和三声枪响的画外音作为结束。（据说审片时删掉了几响）
    结尾还是“雕”了一下。
    中国画大师潘天寿先生有一些独特的印章，除了：“强其骨”、“一味霸悍”，还有一方章叫“不雕”。在中国文学艺术的历史上，主流的思想是以不雕为美。尽管“雕琢”这个词来自雕刻艺术，在古代雕刻中，人们最推崇的是霍去病墓石刻那样大气浑成、因势象形的作品。中国传统的美学之所以崇尚“天然去雕饰”，因为一雕就显得巧，一巧就显得俗。
    一般只要是有点传统文化修养的中国人都是知道“不雕”的道理的，但是我们却很少能够把这种优秀的美学思想贯彻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这就是说，不雕可以是一种审美趣味，还可以是一种生活伦理；作为日常生活的准则的“不雕”，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简简单单地过生活。
    简单生活对于一个有了点钱的城市，对于已经基本小康，正在朝着中康和大康的路上迅速奔跑的人群来说，是一个极高的要求。至少它与当今整个社会的消费潮流背道而驰，就是你想简单，那些形形色色的广告和铺天盖地的商家也不会放过你。
    如果家居装饰体现了一种生活趣味乃至艺术趣味，那么很多深圳人的趣味基本上是刘文彩式的，它走的是一条暴发户的金碧辉煌的路线。让人想不通的是，喜欢把客厅变成酒店大堂倒也罢了，好些人家竟然在客厅砌起了壁炉。雕得太过了。
    一个城市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反映了这个城市的趣味，这种趣味又十分敏感地关联着它的美学和艺术的生态。有人说，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盛产两种东西，一个是美女，另一个是当代艺术。对于深圳来说，美女是有了，当代艺术还没有。
    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美女是要雕的，当今美女，无不精雕细刻，无微不至，所以酷爱雕琢的深圳理所当然地是美女的天堂。当代艺术是边缘化的，不雕的。当代艺术喜欢一些废弃的仓库和车间，深圳不喜欢这些，如果有这样的地方，也早就变成了房地产；即使不是直接的房地产，也是把它变成艺术幌子，成为周边房地产的诱饵。
    由此来说，深圳缺一种东西，或者部分地缺一种东西，这就是不雕。一些搞艺术的人纳闷，怎么深圳的老板愿意花几千块、上万元请艺术家吃顿饭，就是不愿意赞助艺术家做点活动呢？还有，深圳怎么就留不住一些搞当代艺术的人呢？比如北京，虽然就消费指数而言，北京在全世界都排上了前几名，但是它为什么还是能留住艺术家？
    这说明北京一方面有高消费物价，另一方面也有低成本生活；它还有我们深圳所没有的简单和不雕。
    听启功先生讲大课
    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听过一次启功先生的大课，讲魏晋南北朝文学。
    1980年代的大学还没有像今天这么功利，课堂是开放式的。我纯粹是凑热闹，为了亲睹一下启先生的名士风采。
    晚上七点，启功先生走上讲台，既没有拿教科书，也没有讲义。他客客气气地向第一排的同学借过教材，翻了一下，问同学，上次讲到哪儿了？同学齐声回答，讲到哪哪了。启先生说，好，今天接着讲。说着把书还给同学，海阔天空，侃侃而谈。
    看到同学认真拿出笔记本，启功先生忙说：不要记，不要记，不过是胡说八道，不值得记。老人一口气讲了两堂课，完了，笑着说：我这都是狗屁胡说的，讲得不对，你们只管批判。
    我哪见过这种形状啊！回去以后就对同寝室的人学说启功先生讲课的情形。其中有人告诉我，隔壁寝室还有一个小启功呢！
    于是认识了陈启智。陈兄北京人，“文革”前考入北师大中文系，没毕业就文革了。这批人经历坎坷，耽误了几年才分配，基本都打发在乡下。“文革”后调到河北一个师专当教师。现在是回母校进修来了。
    陈兄戴一幅高度近视眼镜，人很和气，更显得眼睛像是一条缝。酷爱书法，每天练字不辍，而且是一手标准的启功体。由于他名字里面也有一个启字，我们开玩笑地戏称他“启先生”，他一听就紧张，两手直摆：不开玩笑，不开玩笑，传出去不得了！他越紧张，我们越是爱逗乐。
    陈启智的启功体是有来由的。文革的时候，中文系师生下乡劳动改造，陈启智等一帮学生和启功先生同住一个屋。工宣队为了整启功，让学生睡床铺，让老教授启功睡地下。陈启智实在看不过眼，悄悄地把启功先生的卧具换到床上，自己睡在地下。 分手的时候，他得到启功先生送他的一份贵重的礼物，见他喜欢书法，启功先生背着人，凭记忆用毛边纸写下了千字文，装订成册送给他。从此，这本千字文就成了陈启智的贴身宝贝，走到哪，带到哪，也练到哪。
    我见过这本千字文，16开大小，纸很一般，但字极好；比我们后来见到的启功先生的字要规整，而且要遒劲有力，这当是盛年时用心的力作。
    “文革”后，陈启智捧着一堆几可乱真的启功体书法去见老先生，谁知启功先生只说了一句，你以后不要再练了。这句话陈启智一直都
没有弄得太明白，也不敢再问。是说自己天质不好，不适宜再练字了？还是不要再摹仿启功先生的字了？
    他以后再不敢拿字给启功先生看，但是他的启功体越写越好，想写别的体也不行了，出手就是启功。陈兄常去看启功先生，回来就跟我们说老先生的近况。老人由一个六十多岁的侄子照顾，住在老房子里，整天就被一帮要字的人缠着。启功先生随和得很，来着不拒。有时候顾不过来，逮住什么就写在什么上。启功先生从不跟他们讲钱不钱的，懂礼貌的人，还提个点心匣子，拎篮水果过去。所以，启功先生早上起来，抱个饼干筒，吃几块别人送的饼干就算是用过早餐了。
    陈启智离开学校的时候，为我们寝室每人留了一幅字，我的那幅是唐诗，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可惜的是，些年东奔西走，这幅字不知道搞到哪里去了。
    跟着
    电影《无极》还没有公映，就有众多评论把它写得如同中国电影的“神舟六号”；公映后，又是“糟得很”和“好得很”的口水大战，不看简直不行。
    不就是花几十块钱和两个小时的时间吗？既然它是耗资两亿多的大制作，哪怕是垃圾，也一定是金碧辉煌的垃圾；就是无聊，也一定是精心制造的无聊。
    这说明我们看电影常常不是自己的选择，也没办法选择，我们只能跟着，跟着影评走。
    这一次，陈丹青、陈村、阿城、何立伟等名家联手推荐一个叫“木心”的作家，推介之有力，让我们忍不住又要跟着，跟着去读木心。
    历来是“文人相轻”的，可是这回例外，为了推出这个作家，几位大腕不惜自贬，真是不多见。
    赶紧买了一本木心的大作，《哥伦比亚的倒影》。这一次，木心没有忽悠我们，他的文章值得一读。
    木心为文，属于寻章摘句、精雕细刻的“苦吟”路数，文章写得极其讲究，特别是遣词造句，形式感超强，还特别擅长调动视觉和听觉的感受营造意象，这可能与他同时也是画家有关联。
    在欣赏木心的时候，也应该拧干关于木心评价的一些水分。
    好的文章给人的，不单单是词章的快乐，最重要的，是思想的洞见和穿透力。陈村说读木心文章有“如遭雷击”的感觉，这可能是指文章的形式方面，如果被木心的思想“雷击”了，那就更厉害了。
    木心堪称一个文体家，他有一些非常特殊的，个人化的词法、句法和修辞方式。但是不能不承认，他的文体让人读起来有点累。
    这涉及到不同的文章趣味。一个意思，把它简单明了地说出来，是一种为文办法；让它拐一个弯，修饰半天再说出来，意思还是这个意思，只是变得“文绉绉”的了，这是又一种办法。当然，这种方法需要相当“修养”和“根基”。
    修饰本身可以给人美感，由于它有技术难度，所以有典雅、贵族的气息；这种气息在当代文化中是久违了，这种稀缺文风让一些作家景仰。
    陈丹青说，木心的文章是20世纪唯一能承接古典传统和五四传统的，这话说得有点大了。汉语文章只要有人在作，什么时候都不存在所谓“断层”的问题。要说传统，中国古文传统洋洋大观，既有数不尽的精粹，也有僵硬的“骈四骊六”、应制文、馆阁体、八股文。汉语文章在流变中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变化，木心传承的是哪一种？
    汉语文章最大的转变莫过于五四了，“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在这两大系统中，木心仍然属于白话文，是保留了某些书面语言特点的白话文。
    硬是要把木心竖为中文的标高未必是爱他。中国的汉语文章不是彼此相望的群山，而是滔滔一脉的江河。木心呢，是这河里的一瓢水。
    一个人的创意十二月
    李塨舞来电，想借用雕塑院当代艺术馆，做一个名为“东方心经”的个人展览。
    在此之前，不知他是否知道这个展览正好赶上了深圳的“创意十二月”，这个让深圳文化艺术界全体总动员的月份。
    反正他没有拿“创意十二月”来说事，只是平实地说，他在深圳画的一批作品要集中到上海展出，其中大部分可能都回不来了，在作品转手之前，他希望能完整地在深圳露个面。我理解他的意思，这个展览相当于一个仪式，一个告别深圳的仪式。
    知道李塨舞，是因为和一位朋友在聊天时提起的。他说在文博会上，认识了几个青年画家，他们在深圳几乎无人知晓，但是一直坚持从事绘画创作，而且收藏颇丰。其中一个人就是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的李塨舞。
    这个朋友在文博会后，居然驱车寻访李塨舞，想看看他们这些人在深圳究竟怎样地生活。李塨舞在宝安沙井一个偏僻的村子里，他的房子可能比其他农房还要简陋，但是它却有一个响亮的牌子，——“木生当代美术馆”。
    在这么一个地方，居然有大量让人意想不到的艺术收藏，这些藏品或许与周边的环境显得不太匹配，但是与李塨舞独特的艺术眼光倒是很匹配的。例如10年前，重庆的批评家王林策划了一个“中国经验”展，当时，有钱人几乎无人愿意投资、赞助当代艺术，而大学毕业才一年的李塨舞居然愿意个人拿出了两万元钱资助这个展览。当然，这种眼光是有回报的，他得到了其中的10幅作品，而这些作者现在都早以成为身价百倍的当代艺术的一线画家。
    听了朋友讲李塨舞的事，赶紧给“文化广场”爆料，记者同样很艰苦地在沙井找到了他，写下了长篇报道《别人供房子，我供艺术品》，这可能是李塨舞从1996年到深圳来，媒体对他唯一隆重地关注。
    李塨舞之所以要在作品赴上海前做一个告别展览，说明他心底对这一段创作经历的看重。作为体制外的画家，在布展的那天，我看到了李塨舞一个人办展的辛苦。雇了一辆人货车拉着画到了展场，里里外外就李塨舞一个人。那天，我因为市美协“创意十二月，地铁有画看”的新闻发布会和其他的一些事情，也顾不上跟他多联系。到晚上，李塨舞打来电话，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说太累了，先回去休息，希望15号作品正式展出的时候，我能到场。
    15日下午三点，偌大的展厅，除了两三个观众，只有李塨舞。如果戏剧里面有“贫困戏剧”，那么李塨舞的“东方心经”的展览就是美术中的“贫困展览”。没有新闻发布，没有开幕式，没有海报，没有请柬，没有前言，没有展场布置……只有电话通知到的一些朋友零零星星地到来。我问李塨舞有没有请媒体记者，他说，文化广场上写报道的那个记者会来。过了一会，她果然来了。
    这是一个人的创意十二月。这个展览没有应有的宣传和推广，也许只有非常少的人知道它；但因为时间上的巧合，它在无意中成为了创意十二月的一个部分；它同样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这个特殊的月份。
    这个由一个人操办出来的展览和李塨舞还愿式的坚持，为这个热热闹闹的创意十二月，增添了另外的不可忽略的意义。
    《广场操练》由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309千字。定价35.00元。
    作者孙振华，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专业博士。现任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深圳雕塑院院长。已出版著作《生命·神祇·时空——雕塑文化论》、《走向荒原——孙振华雕塑文集》、《雕塑空间》、《静观——孙振华艺术批评文集》、《中国当代雕塑》等十余种。
    本书是他在《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开设专栏六年的结集。笔风蕴睿智于平朴，其中透射出作为一个中国当代自由知识分子的理性立场、文化视野、人文批判与价值关怀。